记者：请简要回顾您的学术研究历程，分为几个阶段？

    洪修平：从自己的学术经历来讲，我是77级大学生，1977年到1984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读完本科和硕士后留校工作。后来到复旦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博士毕业后，我再次回到南大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1994年到2005年，是一个新的阶段。其间，我先后赴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一年，赴德国弗赖堡大学讲学三个月，后来又参与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项目，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一年。这个阶段给我的学术研究也带来很大改变，我开始用国际化的视野去思考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2006年到2014年，我担任了八年的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直到60岁卸任。这个阶段，我既做行政工作，也进行学术研究。其间，我开创了南京大学读书节，一直延续至今。我利用图书馆馆长的交流机会，发起了东亚图书馆联盟，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图书馆共建东亚文献资源合作与共享联盟。学术研究方面，我主持了教育部的重大攻关项目《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对近现代以来的佛学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汇编和再研究。

    2014年10月，我又回到院系，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同时将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拓展为“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更加注重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辐射，以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

    从研究内容上说，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当时我挺得意的，对我也是个不小的激励。考上研究生后，我还想继续研究宋明理学，我的导师孙叔平先生对我说，宋明理学其实都受到了佛教道教的影响，才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佛教道教，尤其是佛教哲学特别难读。当时孙叔平先生刚刚出版了一套《中国哲学史稿》，里面也专门提到“佛学是个酸果子”，他写这本书时，专门去读了很多佛教大藏经的资料，他说，更希望年轻人能够很好地啃一啃这只“酸果”，好好研究中国哲学的宝贵财富。所以我就开始专门从事佛学方面的研究，把中国佛学作为中国哲学重要组成部分来开展学术研究。

    记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酸果子”是怎样由酸变甜的？

    洪修平：酸果入口很酸，佛学入门很难。佛学的难，很大程度上是难在晦涩难懂的名相概念，如果对这些概念的含义不熟悉，由此展开的哲学思考就难以理解和把握。一旦厘清了概念，进入到这个体系中，就会发现艰涩表象之下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其实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有相契合之处。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天人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关注社会和谐和人生幸福。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沟通外来佛教与中华文化的桥梁。中国佛教文化就是沿着中华文化这样的价值追求，把印度佛教中国化，并融入了中华文化。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也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

    当透过看起来艰深的、晦涩的名相概念，逐渐领会到其中的圆融和谐精神时，就能慢慢品尝出甜味来。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知识和智慧的差别，要透过知识去获取智慧。借助智慧可以运用知识，而光有知识，却有可能障蔽智慧。从知识上升到智慧，需要一个与现实生活联系、与价值观和世界观同化顺应的阶段。如果过分追求知识，可能会迷失方向，会很痛苦。“酸果”由酸变甜的过程，也是由摸索转变为享受的过程，最终享受到人类的智慧之光，享受到人类的文明成果。

    记者：您对青年人治学有什么建议？

    洪修平：青年人比我们这代人思维更加敏捷，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活跃，但是在高速发展时代，做学问还是要静心静气、踏踏实实，形象的说法就是“甘坐冷板凳”，厚积而薄发。在我研究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是资料搜集方式的变化。现在网络时代资料搜集变得相对容易，而我们年轻时做学问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大藏经》，当时作为古籍文献馆藏，图书馆不允许复印更不允许外借。从硕士研究生开始，我就坚持抄写卡片，那时每天学习工作的时间都在12小时到15小时，卡片抄了数千张。那样的读书和思考，就能做到比较精细、扎实和深入。

    另外，做文史哲研究，尤其是做传统文化的研究，要有历史眼光，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还要有现实关怀。我们不是为了去钻故纸堆而去钻故纸堆，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要把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到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上，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丰厚滋养，这样做出的成果才更有内涵，对社会和大众才更有贡献。我最近刚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也是想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努力。

    记者：近几年来，社会出现了学习国学的热潮。您如何看待“国学热”？

    洪修平：今天悄然兴起的“国学热”，实际上表达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取得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之后，开始自觉地关注精神文明发展。“国学热” 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至今仍然充满活力。

“国学热”反映出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同时也与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精神困扰密切相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拜金主义盛行，物质崇拜至上，诚信缺失，道德错位，人生理想淡化等。人们重拾国学，试图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对症治疗的良方，或希望通过学习、了解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这种对传统文化中价值的认同，使得国学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受到广泛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促进了今天的文化建设在古今之辨、中西比较中的展开。这再次说明，一种文化的长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社会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条件。

    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古老的传统文化也在走向现代。因此，我比较关注当前的“国学热”在带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如何通过对古老经典的重新诠释，通过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生的需要，更有助于文化建设。